处暑的风卷着桂花香，漫过银杏巷的青石板。陈爷爷坐在藤椅上，给沈曼读新到的《老年报》，版面上刊登着他们的故事，配着那张在银杏桥拍摄的合影。“记者把我们写得太好，”他指着照片里红裙与棉布衬衫的身影，“其实我们就是对寻常老人。”

沈曼正给窗台的薄荷浇水，闻言回头笑：“寻常才好呢。”她把刚摘的桂花放进玻璃罐，“当年总想着要轰轰烈烈地重逢，现在才觉出，能一起摘桂花、读报纸，才是真的福气。”罐子里的桂花渐渐堆满，像攒了半世纪的甜，终于有了盛放的地方。

陈念在整理社区图书馆的旧书时，发现本1993年的《家庭养花手册》。借阅卡上，“陈念安”和“沈曼”的名字交替出现，相隔不过三天。其中“薄荷养护”那页，有两种笔迹的批注：蓝笔写“喜湿，忌暴晒”，黑笔接“晨露未干时浇水最佳”。她忽然想起爷爷的花盆里，薄荷总在清晨被浇得湿漉漉的；而奶奶的薄荷，从来不让晒正午的太阳。

“你们看这养护心得，”陈念把书递给两位老人，“连养花的细节都在互相配合。”林深翻着书页，忽然想起母亲的阳台上，薄荷总是长得格外好。她的养花笔记里，同样记着“晨露浇水”，旁边画着片小小的银杏叶。原来有些默契，不必刻意培养，就能顺着时光的脉络，长成相同的模样。

白露那天，他们去参加社区组织的“银发学堂”。陈爷爷报了书法班，沈曼选了插花课。下课的时候，陈爷爷举着写着“银杏长青”的宣纸，沈曼捧着插着野菊的花瓶，在学堂门口遇见时，像两个得了奖状的孩子。“我写的‘杏’字，特意多留了笔，像你绣的那片叶。”陈爷爷指着纸上的字，沈曼则把花瓶往他面前凑：“我插的菊，用了你